界定法师：漫说《杂阿含》（卷四十六）～I 1235经：本经以波斯匿王之系缚国人，佛陀以佛法而解释之。

1235经：本经以波斯匿王之系缚国人，佛陀以佛法而解释之。

佛经中记载的波斯匿王与现实生活中的波斯匿王多少还是有点差异。现实中的波斯匿王虽然是虔诚的佛弟子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，这种“虔诚”必然与维护其统治基础的根本利益交织在一起的。这种关系，颇类似于玄奘法师与唐太宗之间的关系：唐太宗之所以尊崇佛教且对玄奘法师礼遇有加，一方面玄奘法师在学识修为方面的确有着非凡过人之处，而且在对外交往乃至繁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，都做出了巨大贡献；而根据我个人的陋见，唐太宗对玄奘法师真正看中的，却正是这种巨大的政治潜能：他不仅可以兴教，更能够兴国，他在中兴大唐国邦、稳定社会和谐繁荣方面，的确有着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个人魅力。也就是说，能够最大限度地为维护政局稳定而服务，才是唐太宗器重玄奘法师的真正聚焦点所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无论是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、阿阇世，还是拘萨罗国的波斯匿乃至后面万恶不赦的琉璃王，他们对佛教信仰与普通民众相比较，从本质上讲，并没有太大的差别——王族为了其统治基础的长治久安，百姓是为了健康发财过太平日子。现实中的波斯匿王，除了仁慈与乐善好施的一面，也有残暴骄奢的一面。比如说1234中中记载他“为大会故，以千特牛行列系柱”，一次性屠杀数千头公牛以用于祭祀，这种对上天的“仁慈”既显得毫无人性的残暴，也突显出这种对上天慷慨的虚伪。而本经中所记载的事件，则更令我们看到这位暴君的真实一面：“时，波斯匿王忿诸国人，多所囚执”。在这些被囚禁的国人中间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只要波斯匿王稍一不开心，便开始不分对象地加以逮捕和囚禁。这些人中有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罗、旃陀罗，也就是四个种姓阶层，外加一个带有惩罚意义的“旃陀罗”(贱民)。也就是说，波斯匿王一旦发起怒来，不管你持戒还是不持戒，不管你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，他都毫不客气地“悉皆被录”，然后将这些人“或锁、或杻械、或以绳缚”，全部捆绑起来。至于波斯匿王发怒的原因，或者说发怒时拿这些人出气的真正原因何在，我手头尚无可靠的史学资料，故不能妄下结论。

佛陀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呢？佛陀是充满大智慧的觉悟者——他对波斯匿王的这种行径，没有作出明确评说。因为对于一个出家大师来说，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政治事件随意点评甚至指手划脚，则完全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。在佛教看来，出家比丘应该利用极其短暂的时间，好好地把个人生死问题解决掉。我们自己的事情都是自顾不暇，哪有时间来操那个心思呢？所以佛陀回答说：“非绳锁杻械，名曰坚固缚，染污心顾念，钱财宝妻子，是缚长且固，虽缓难可脱。慧者不顾念，世间五欲乐，是则断诸缚，安隐永超世。”

佛陀言下之意十分清楚：从表相上看，可能我们会觉得那些被绑缚的人十分无辜，值得同情和怜悯；可是我们是否想过，我们自己本身不就是被无形的枷锁重重地捆绑起来了吗？这些枷锁是什么？便是对钱财的贪念，对珍宝、妻子儿子、名闻利养的贪念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对于五欲之乐完全可以做到毫不顾念。我们如果对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仍然难以释怀，这与那些被枷锁绑缚的人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对于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典故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，大家都很熟悉。这种“笑料”在现实中也俯拾即是。法师们在给弟子们开示时，总是会引经据典地大谈特谈如何“放下”，如何淡化对钱财的贪著——首先声明，我本人有很多毛病习气，我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高尚。曾得有位法师在十年前问过我一个问题：如果让我在“名”与“利”二者中间选一个，我会选哪个？我当时回答说：我选“利”。人家问我为什么？我说我对“名”不感兴趣。结果被人家数落了一通，说我极其浅薄：“有‘名’，‘利’自然就会来了，你怎么能选‘利’呢？”

现在想想，其实人家说得也对。倘若有了“名”，名气大了，“利”不就滚滚而来么？比如书坛，字写得再好也未必得到肯定，而一旦挂个名头，字就立马紧俏起来。所以现在流人“名人书法”，而“书法名人”倒是退居其次。但是细细推究起来，无论是“名”还是“利”，都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。贪“利”固然不好，贪“名”又何在哪里呢？贪“利”，就好比那些被波斯匿王加以绑缚的囚犯；贪“名”，却又如同那些身虽出家，心却时时放不下世间五欲的比丘僧。贪“利”可悲，贪“名”又何尝不可悲呢？

当我们对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一旦产生顾念的时候，不仅很可怜，也很可笑。(2.5.)

2024-02-04 19: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