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“四十二章经”的考证

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译出的一部佛经。东汉明帚遣蔡惜等十八人到大月氏国求佛法：水平千年（西元六十七年）请得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两尊者用白马？经来到洛阳。第二年，明帚敕建白马寺，让摩腾、竺法兰在寺讲经，并请他们从事梵本佛经的汉译，四十二章经就是枉此时译出，标志柠中国汉译佛经的开始。

四十二章经，一卷，内容乃撮取小乘群经而成。传本有多种，支字颇有出入，且经后人窜改，增加大乘新义，而以现行本为尤甚。梁启超在近着第一辑中卷评称：隋费长房历代三实记本经（四十二章经）条下云：旧录云，本是外国经抄，元出大部，撮要引俗，似此孝经十八章。此言经之性质甚明了。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此照翻译，实撮取群经精要，摹仿此土孝经、老子，别撮成篇，质言之，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。费长房所引的旧录，无从查考。但他认为经言系外国经抄，并非中上编撰，恰是可信的。今存的巴利佛经，也不乏类似孝经的文体，如suttanipata集合佛说多章而戎，其中有些章节又很短，往往见于阿含经或其他大部经典中。佑录卷七法句经序中说：佛说原有十二部经，四部阿含，是后丘部沙门，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，此次其文，条别为品。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，无所适名，故曰法句。晋道安道行经序也载：佛泥洹后，外国高士钞几十章为道行品。佑录也有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的记载，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旧名，因那时从大部中撮要抄为一部四十二部，末称为经。但不能由于它类似孝经，而断为中国所撰。实际上，东漠末牟子作理惑篇，东晋时郗景兴撰奉法要都曾引用过四十二章经，可见此经早为佛教徒昕传诵。但束晋与东漠相差三百年，古人傅抄，极为困难，因此道安编综理众经目录时竟缺此经。这事见佑录卷二载：四十二章经一卷，旧录云：孝明皇帚四十二章，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。这里所指旧录是指晋成帚时，沙门支憨度所作的佛经目录。当时方等风行，经出更多，四十二章为常日所不备，道安可能没有看到，因此未编列经录，但不能因此得到结论：四十二章经并非摩腾、竺法兰所译。

梁启超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伪书，理由是译文不似汉译文体，现存四十二章经经文流畅，文字优美，只有三国两晋时译的佛经才符合当代文风。经考证，四十二章经原有雨种译本，其一是摩腾、竺法兰的汉译本，另一种则是吴支谦的译本。

据大周经录卷八载：

四十二章经一卷（初译六纸）。后汉明帝代永平十年，迦叶摩腾共竺法兰于白马寺译，出长房录。

四十二章经一卷（第二出）。吴支谦译，与摩腾译者少异。

四十二章经（第三出），见长房录。上三经同本别译。

但查长房录，仅有第一、第二出，没有第三出。至于支谦所译，长厉录记载说：四十二章经一卷，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，文义允正，辞句可观。汉译文句、朴质无藻；而刘宋以后，随着时代文风的变异，译文就优美流畅。古人写经，往往不注意译者，而将早巳失夫的第一出误为支谦所译，流传至今，因袭末改。这就是梁启超误认伪书的原因。再从郡超奉法要引的四十二章经和高丽藏经的四十二章经一段对照：奉法要引经云：

佛问诸弟子，何谓无常？一八曰：一日不可保，是为无常。乙佛言：非佛弟子。一人曰：食顷不可保，是为无常。佛言：非佛弟子。一人曰：出息不报，便就后世，是为无常。佛言：真佛弟子。

高丽藏经本则载：

佛问诸沙门：人命在几问？对曰：在数日间。佛言：子未能为道。复问一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乙对曰：气在饭食闾。去，子未能为道。复问一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乙对曰：在呼吸间。佛言：善哉！子可谓为道者矣。可见漠晋译本虽文字有所不同，但经义则是一致的。据此而认为伪书，显然是因噎废食，颠倒是非了。

梁启超又称四十二章颇合大乘教理，它的伪作者一定深通老庄之学，旨在调和释、道思想。这种说法也不正确。因为四十二章经版本多达十数种，文字出入，多寡不等。但可归纳为三系：（一）丽本。（二）宋真宗注本。（三）宋守遂注本。丽本出于北宋初蜀版，采用唐以来公认的经典。而真宗注本与守遂注本则有所增删。如丽本在牛行深泥章之前，有插悬珠章。真宗注本合为一章，守遂本则仅存后三早。四十二章经是撮取群经而成的有很多章见于巴利文经和中国佛典，但较为简暑。如果将三本对照，可以证明：丽本常合乎原文，真宗本和守遂本则不悉依原本，妄加臆测。尤其守遂本，不但在文字上删改，还增加了新义，举例如下：

（一）守遂本卷首，多四谛*轮三早。

（二）增添了内无昕得，外无所求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证章。

（三）人有二十难，丽本只言五难，而守遂本加了心行平等、见性学道等十五难。

（四）丽本原为吾何念？念道；吾何行？行道；吾何莒？言道。被改为：吾法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，言无言言，修无修修。

（五）牢狱章末加凡夫透得此门。

（六）牛行深泥章前增磨牛章，还说：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？

（七）末章多了视大干世界如一河于等十一句。

这些枝蔓，把四十二章经原义改得面目全非。古本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，没有大乘的圆义和老庄的玄谈。而真宗本、守遂本恰添培了见性学道、无修无证等大乘义理。漠代佛经留存颇少，四十二章经又是第一部汉译佛经，确为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。但经过窜改，失其本真，令人难辨真伪。这是引起梁启超怀疑的根本原因。四十二章经原出小乘经典，但取其昕言，与汉代流行道术比较，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这就说明，人心相同，所信的理也常常相似。另一方面，汉代道术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，吸收并融化了佛教教义。如太平经有精思、精明、不精之人、精进等说法，东汉学者襄楷在上桓帚疏中说：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久，生恩爱，精之至也。这裹，浮屠不三宿桑下，源出四十二章经，而精进则引自康僧会二八度集经卷六：精存道奥，进之无怠。襄疏又说：天神遗似好女，浮屠日：此革囊盛血，遂不盼之，其守一如此，乃能成道。天神以玉女试道的故事，两次见于太平经，但都是引自四十二章经。再就本经诸章内容来看，则可见于巴利文和汉译佛典，说明决非中国人所伪造。梁启超所指含老庄玄理，可能是一种误会。

最近在山西趟城发现的金刻大藏经中的宝林传中，其卷一载有四十二章经。引人嘱目的是：（一）行文常用韵语，如仰天唾章云：佛言：恶人害贤者，犹如仰天唾，唾不及天公，还从己身坠。逆风扬恶尘，不能污上人。贤者不可毁，祸必降凶身。这段在巴利文中，虽为偈，1nn，但漠译本中，并非韵语。（二）实林传载此经，除文字稍有出入外，与守遂本相同，毕凡增加的无念无住、见性学道等大乘义理，两本基本相同。宝林传是晚唐智炬所撰，专为禅宗僧人立传的僧传。无念无住、见性学道原为禅僧的口头语，可见这些修改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。用韵语行文，则是循宗门的习惯。又在杭州发现的宋绍兴二十九年石刻的四十二章经。经末有西蜀武翃的跋文，写道：迦叶、竺法译于前，智圆训于中，骼偃序于后。石刻经文与守遂本大体相同。孤山智圆的注疏已伙失。伹释门正统曾载智圆的序文说：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，象无象之象，言无言之言，以复群生之性。这里言无言之言引自守遂本的言无言言，依此推论，石刻经也用了禅宗所传之本（宝林本）。智圆是宋大台宗僧人，但深受禅宗的影响。西蜀武翊的跋文还称：四十二章经与人易、气老、庄相表裹，叮见新收的级本不仅加入了大乘教义，而且其言可与道家玄理相附会，看来宋人此梁启超早就作此评价了。但这些四十二章经的本子既然并非真本，那么据此推言四十二章经是魏晋伪作，也就失掉依据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：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应以吴支谦的译本为准。其他末真宗本、宋守遂本等虽添加大乘义理，调和释、道思思，但并非伪造。四十二章经乃抓取小乘群经而戍，它不同于其他佛经，只环绕单一的中心施教。又因为是原始佛教的教理诠释，它的思想性很强，对修学有实用意义。且经文不长，莒简义赅，便于持诵。因此是值得推广与研究的。